“取消浙江大学的招生特权，省内其他高校就不敢吭声了。”近日，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希平在接受中央教育新闻采访团采访时表示，“教育公平改革要勇于向既得利益群体开刀。”
要促进教育公平，就必须推动教育改革。这几年，在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浙江在整治高校招生特权、高考体育加分、中小学择校乱收费、异地高考等教育系统“顽疾”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
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发展的大背景下，刘希平等主要亲历者向中国青年报记者首次披露了浙江教育一些重大改革决策的内幕。
取消浙大教职工子女高考录取优惠，一举破除省内其他高校“点招”特权
在高等教育界，“点招”被视为高校尤其是名牌大学权力寻租的特殊领地，只有少数权势阶层和教育界内部人士才能享受，普通老百姓对此知之甚少，更不可能从中受惠。
“点招”严重损害了教育公平，所以，教育部几乎年年都发文严禁“点招”，但禁而不绝。今年5月，教育部再次专门下发文件，开展以整治“点招”为重点的专项治理活动。
2006年从浙江省丽水市市长职位调任省教育厅厅长之初，就有好心的同志对刘希平说：“高考期间你要换一个手机号码，人也躲起来。”因为社会上对高校“点招”的需求大，方方面面找的人多，群众意见也很大。
用浙江省监察厅驻省教育厅监察专员办公室主任陈金方的话说，高考“点招”，就是高校在使用额外追加的招生计划时，不按高分到低分录取。对本校教职工子女的“优惠”政策，则只要上了批次录取控制线，即使没达到本校录取线也会降分录取。“点招”与“优惠”都属于照顾录取的范畴，而且“点招”比后者的涉及群体更大。
比如，高招一本线是600分左右，一些985、211高校的最低录取分数线至少在650分以上。因此，有的高校教职工表示，学校降低五六十分录取其子女入学就读，比奖励100万元现金、分配一套房子更实惠。
“这方面，浙江大学数量比较多，包括学校与附属医院照顾录取的子女一年有几十个人。”陈金方说。
对此，高校教职工内部意见也不统一，希望有所改变。但是，听到浙江省要打破这项特权并先拿浙江大学开刀时，谁也不相信。就连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的同志都私下说：“我们等着厅长写条子来”。
刘希平表示，2007年省教育厅顶着各方面的压力，坚决取消包括浙江大学在内的高校“点招”特权：省内所有招生计划一律通过高校招生计划管理系统平台编制和执行，对省内高校一律不留机动指标，对省外院校招生计划一律从教育部计划管理系统流转，绝不受理任何网外招生计划。“至今，省教育考试院也没有等到厅长写的条子。”刘希平说。
不留机动指标，对于“点招”而言，相当于釜底抽薪。前不久，教育部又一次发文，要求高校招生信息做到“十公开”，其中特别指出，预留计划及去向必须公开。
高校“点招”特权破除后，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蒋胜祥发现，权势家长还有一条的路，高考分数不高的学生，通过转学方式进入好大学的越来越多。
浙江又赶紧在大学生转学条件上增设一道门槛——转入浙江省内高校就读的学生，其录取时的高考分数应当达到拟转入学校当年相同生源地学生的同批次投档分数，只能从好大学往下转，不能从录取分数低的大学向上转。全省大学生转学人数从2006年的354人降到了2013年的106人。
顶住群体性上访压力，取消1000多项高考体育加分赛事
进入2009年后，浙江高考体育加分弄虚作假现象愈演愈烈，尤其是“三模三电”（即航海建筑模型、航空航天模型、车辆模型与无线电测向、无线电通信、电子制作）项目，几乎变成了地方权势家庭子女的“高考加分俱乐部”。
有一组统计数据可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2008年该省高考体育加分考生有438人，“三模三电”有198人；2009年全省高考体育加20分者1003名，“三模三电”达到700多名。其中还有不少到省外参加比赛获得国家二级运动员证书回浙江申请高考加分者，社会反响十分恶劣。
刘希平说，“中国青年报2009年、2010年连续对浙江高考体育加分乱象的监督报道给了省教育厅极大的压力，同时也是促使浙江省及全国整治高考体育加分乱象的主要动力，维护教育的公平与公正。”
高考体育加分乱到什么程度，连这位厅长都说：“看到加分名单以后害怕。”一是运动员等级证书造假或水分严重；二是比赛或测试组织不规范，替赛、替考现象严重；三是个别与体能、运动技能关系不大、更多靠运用器材等运动的赛事组织管理及评奖问题多。
“两三个热心的人随意组合几个省的比赛就是全国大赛，然后就要求加分。”省教育部门不认同这种山寨赛事，却遭到了省体育部门的指责：“省教育厅严重违法，你没有权力剥夺二级以上运动员享受高考加分的政策。”
与此同时，一些培训中介机构的人出钱，组织考生家长上访要求省教育厅答复与解决。刘希平透露，“上访的学生家长就住在省教育厅对面的饭店，我们上班，他们也‘上班’。”时任省教育厅办公室主任的吴永良介绍：“我被上访者围在里面，不准出来吃饭。”
从2009年开始，浙江省对符合体育加分政策的所有考生进行省级统一测试认定；从2011年起，把包括体育加分、学科竞赛、思想品德等在内的所有奖励类项目高考加分分值均由20分降为10分，高考体育加分项目由32项限定为田径、篮球、足球、排球、乒乓球、武术、游泳、羽毛球等8项，并明确到2014年“三模三电”不再实行高考加分。
2011年，教育部、国家民委、公安部、国家体育总局、中国科协等五部门规范和调整部分高考加分项目，规定除田径等8个项目之外，各省可酌情增加两个加分项目。对这项自主权力，浙江省体育部门说“规定可以用的，为什么不用”。省教育部门的意见是：“不用。”
通过这些措施，该省大大减少了高考体育加分的“寻租”空间，把加分赛事由1000多项减少为30项，一大批“南郭先生”被剔除，全省高考加分人数从2009年的1003人降到2013年的182人。
有的领导干部质疑“零择校”政策，省纪委说谁违规就查处谁
2011年，瑞安市择校乱收费问题被媒体曝光。省教育厅调查发现：真正有权有势的人择校未必交钱，或者交很少的钱；按价码交的还是普通老百姓。
“一所学校择校率超过50%，还算择校吗？根本不是择校，而是变着法子把一些教育的支出负担转移给老百姓。”所以，治理择校乱收费不像取消高校“点招”与高考体育加分那样只要省教育考试院严格把关即可，这涉及到地方财政的“钱袋子”问题。
“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同省教育厅是业务指导关系，地方党委、政府根本不怕教育厅。但是，把治理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择校乱收费的政策与要求，放到阳光下让全社会监督，让想择校的人不敢去择校。”省教育厅副厅长韩平介绍，浙江治理择校乱收费不是教育部门单打独斗。
据陈金方透露，在文件正式出台前，省教育厅联合省纠风办、财政厅、物价局把24个择校费达到2000万元以上的县市区政府分管领导、教育局局长请到杭州开座谈会，明确要求从2011年12月31日起严禁中小学入学与收费挂钩，违者先处理人再处理事。
大多数人对此持怀疑态度，包括教育系统内部的人也担心做不到。一位老同志对厅长说，“小孙子读书有困难”。得到的答复是，“浙江早就解决了有书读的问题，小孙子读书没有困难，但是择校肯定不行。”
实施“零择校”，无疑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一些领导干部提出质疑，浙江省委常委、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任泽民同志旗帜鲜明地支持省教育厅。省纠风办的副主任说，谁要是违规就查处谁。”刘希平向本报记者透露。
公办中小学不准择校，民办学校则趁机组织考试争抢优质生源。省教育行政部门进行规范管理，民办学校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进行抵制：自主确定招生范围与方式是其法定权利，教育部门没有权力干涉。
浙江省教育厅请示教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两者之间怎么把握”，未得到明确答复又去问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方表示：发现有问题，但是现在法律没有修改，没有明确的答复。
在进退两难之际，省教育行政部门只好请民办学校开座谈会，并约定民办学校自主招生与方式必须有边界，民办学校的行为必须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符合义务教育阶段发展素质教育的目标；从而达成70%摇号、30%面试的招生模式。
“治理择校乱收费肯定让一些人感到不舒服，但是老百姓舒服了。”据统计，全省90个县市区中，有79个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实行“零择校”，其余11个择校生比例降到5%以下。
异地高考政策不搞过渡期，并非省内人口少、压力小
2013年，全国11个省报名参加“异地高考”的学生共4390人，在浙江省参加高考的有984名考生，占全国随迁子女考生总数的22.4%。
浙江是当年制定政策当年放开异地高考，有一种意见说“太匆忙了”；连教育系统内部都说“来不及做准备”；还有一部分人认为最好像其他省市一样搞两至三年的过渡期。刘希平回答：“浙江异地高考政策坚决不搞过渡期。”
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孙恒向记者提供了一份更加详细的统计数据：2013年在浙江参加异地高考的984人中，实际录取650人。其中，一批次上线33人，录取31人。最高分理科717分，被上海财经大学录取。文科最高分636分，被浙江工业大学录取；二批次上线143人，录取122人；三批次上线153人，录取124人；高职单考单招335人，自主招生及单独录取小类别招生38人。
对于浙江异地高考不设过渡期，有些省市回应说“浙江人口少，压力小”。浙江省教育厅表示，统计事实并非如此。在浙江接受义务教育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有130万人，其中在公办学校就读的达到75.6%。
同时，在全国外来人口外省籍读书的统计中，浙江省总量也排在第二位，仅次于广东；外来人口子女占全部学生的比例，浙江达到25%排在全国第三位，仅次于上海、北京。
“其实我们的压力是很大的。但是，浙江老百姓开放、包容，平静地接受了异地高考这个新生事物。”刘希平说，“既没有人到省教育厅上访，也没有人写信表示抗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