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镇化运筹需顶层设计
尽管传闻中的城镇化工作会议召开的具体时间还未确定，但将全国的城镇化建设进行统筹规划，的确是外界对城镇化建设的普遍期待。
徐小青表示，城镇化是一个历史性问题，不是短期的，不是运动式的。既然提到趋利避害，就说明城镇化是一个有利有弊的问题，所以就要求遵循某种规律，要全盘地考虑问题，尽力避免可能发生的挫折、波动，或者害处。
“过去我们的城镇化都是各地为政，缺乏顶层设计。”李国祥表示，结果现状就变成地方搞地方的，虽然有积极性，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城市发展过程中自然会出现一些不合理现象，如公共服务只覆盖本地户籍人口等问题。
李国祥认为，按照原有的发展途径，将难以解决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而通过全国性的工作会议，能够在顶层上统筹解决。对各地在城镇化过程中理念的转变和质量的提高也是有利的。
目前，各地也在积极推进城镇化建设，试图在新一轮政策红利中占得先机。例如，浙江初步考虑建立小城市试点镇用地指标单列制度，争取国家在浙江率先开展撤镇设市试点，将条件具备的镇升格为小城市。
土地、户籍问题谋协同解决
中国城镇化率水平发展到2011年的51.27%，业界普遍的共识是，以往投资+出口的粗放型道路受到阻碍，城镇化面临着土地利用、社会平衡、环境资源、城市发展等四大问题。
在李国祥看来，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要解决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问题，要保证农民工或者劳动力能够市民化；现在的城镇不能以户口为限，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要实现全面覆盖，不要再以户籍作为借口来阻碍城镇政府发挥其服务能力和水平。
有测算显示，按照政府提供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水平来说，中国的城镇化率大概只有35%~36%。在城镇务工的2.6亿农民工中，真正在城市购房的还不足1%；大约有1.59亿在城市工作半年以上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处于“半市民化”状态。
在解决农村人口市民化问题上，土地制度是一道必须跨越的门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认为，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计保障。要在健全法制和发育土地市场的基础上，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探索建立农民工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流转或退出机制。
目前，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条例正在制定中，但这个条例的出台前提是先要对上位法 《土地管理法》进行修改，这已经被提上日程，但关于新标准如何制定等仍存在不小争议。
与户籍转化等制度性改革相呼应的还有城镇化建设中硬设施蕴藏的巨大投资机遇，这也将成为对经济实实在在的拉动力。下一步国家将统筹推进铁路、公路、水运、航空、输油气管道和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此来发挥其对城镇化发展的支撑和引导作用。
**报告认为，每增加一个城市居民，城市需新增固定资产投资50万元；而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涌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将增加1300万 （以全国13亿人口计算），因此将拉动6.5万亿元城镇建设投资。但由此拉动的大规模投资也可能会重蹈投资冲动怪圈的覆辙，为此传闻中的全国城镇化工作会议可能将无法回避这一问题。
报告认为，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和效益需要从改善民生、社会保障着力，医疗、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的完善和平衡以及资源支撑、生态和谐的城市规划是软实力的体现。通过制度、硬设施、软环境的建设最终实现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