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无所不在的雾霾，自救措施却少而无力。
在各大药店、淘宝网店上，口罩销售量达到了平时的10倍。但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副所长郑劲平解释说，“PM2.5的颗粒非常小，我不认为口罩能有很大的帮助。”据介绍，PM2.5颗粒仅为头发丝的二十分之一，一般的棉质口罩、一次性口罩和医用口罩无法起到防护和过滤作用。
在淘宝网店上，“N95防尘口罩”、“防PM2.5口罩”、“活性炭口罩”、“防毒口罩”等商品销售火爆，单价为10~30元，能较为紧密地贴合面部，形似“猪嘴”，并号称采用了高科技。
“N95口罩是防病毒的，病毒颗粒按纳米计算，比PM2.5颗粒要小得多，所以是可以起到预防作用的，但这种口罩要经常更换，佩戴方式、持续时间、更新标准都有相应要求，一般人很难达到。”郑劲平说。
至于其他名目众多的口罩，郑劲平认为，“炒概念”的可能性更大。“最重要是源头控制，个人能做到的防护是尽量较少户外活动，除此之外，还没有更好的防治办法。”
在微博上，网友调侃，见面应该问，“你戴口罩了吗？”微博热门话题排行榜第一位是“我不要做人肉吸尘器”。
“重灾区”地区也相继启动应急措施。北京已有58家建材、冶金、化工等领域企业被紧急叫停，切断污染源，另有41家企业通过降低生产负荷，减排30%以上。北京市政府还要求，在遭遇极重污染过程的区县采取党政机关带头停驶公务用车30%的强制措施。
在河北，建筑工地一律停工，并通知环卫部门全部改用机械化吸尘式清扫，并准备在天气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实施人工增雨（雪）作业。在陕西，陕西省政府要求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每日只能安排1/3车辆外出，各燃煤发电企业实施分段轮流限制发电。
在郑州，每日增加两次洒水降尘，对城区主干道进行冲洗，责令15%的建筑工地停止施工作业，降低扬尘污染，对超标排放的公交车实行限行。启动类似应急措施的还有山东、吉林、南京、武汉、成都、长沙等地。
“启动应急措施还是有效的，因为直接减少了污染源，能够在短时间内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罗仲伟认为，在雾霾多有发生的秋冬季节，尤其是低温高压气候条件下，应及时采取措施，减少雾霾天气的出现频率。
不容忽视的是，应急措施并没有形成机制和制度，除了北京制定并实施《北京市重污染日应急方案》外，其余地区都是临时启动的应急办法。“应该有相应的制度安排，变成预防性机制，不能总依赖于倒逼机制，被动的亡羊补牢。”罗仲伟表示。
针对雾霾应急处理状况，环保部表示，2012年12月，《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公布，根据要求，三年内将建立起包括城市和区域在内的应急机制，具体细节措施正在制定之中。
“应急措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当然是治标不治本的，想要从根本上解决和改善空气污染问题，还需要有更多的顶层设计和执行贯彻能力。”罗仲伟表示。
降低工业经济占比？
两年前，PM2.5对于公众而言依然陌生。如今，测量PM2.5已成为社会共识。
2012年2月，PM2.5被纳入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空气质量的监测指标从API（空气污染指数）升级为AQI（环境空气质量指数）。2012年5月，环保部要求，全国74个重点城市要在年底前发布城市AQI数据。“这个过程是非常快速高效的，虽然公众都迫不及待，认为效率可以更高。”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系副教授刘继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2012年12月31日，环保部表示，国家和地方共计投入约9.5亿元重点支持第一阶段国家环境空气监测网建设，国家环境空气监测网已扩大到338个地级市，国控监测点位增加到1436个。“建立监测体系是治理空气污染的第一步，目前看来，效率还是比较高的。”罗仲伟评价说。
接下来是按照监测结果，如何治理的问题。按照《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的要求，2015年，重点区域PM2.5年均浓度下降5%，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下降6%。在此期间，中国政府将投入超过1000亿元，在大气污染较为严重的107个城市，进行大气污染专项综合治理。
“治理的效果需要现实来印证。”张醒生认为，治理速度远远赶不上污染加快加大的脚步。“‘十一五’时期就在治理了，但结果如何？一些烟囱被削掉了，更多烟囱立起来。”他认为，发展模式转变，工业经济转型升级已迫在眉睫，靠投入型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所付出的环境代价不可逆转。“我们已经尝到苦头了。”
雾霾爆发后，工业经济所造成的环境污染成为千夫所指，甚至有专家提出，应调整产业结构，提高金融业、服务业等在GDP中的占比，降低工业经济占比。
“工业经济和制造业经济与高耗能、高污染经济三者之间是不能画等号的。”罗仲伟认为，中国工业化进程仍未完成，大力发展工业经济、制造业经济是大势所趋，既符合中国现实，又符合国际形势。“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改变产品本身以及生产过程的科技含量，我们需要的是升级，而不是压制。”
罗仲伟认为，在宏观政策上，应该用“萝卜加大棒”的办法予以引导。萝卜，指国家应通过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鼓励企业进行技术革新，减少污染环节和污染排放量；大棒，指国家应通过强制性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减少高污染企业总量，对高耗能企业进行严格监管，严控污染源。
如今，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环境问题也随之愈加突出。“我们所需要的城镇化不是大城市化，而是多城市化。”罗仲伟认为，城市功能要进行调整，不能过于集中，形成超大型城市，“北京既是政治中心，又是文化中心，既是教育中心，又是国际交流中心，同时又是中国经济金融的决策中心和管理中心，负担太重，任务太多，自然出问题。”
“城市功能必须合理分配，或者通过卫星城的方式进行调整。”张醒生认为，城市功能可逐步分散到郊区去，以缓解城市压力。“城市更多的是人居社会服务中心，而不是工业生产的中心。”
环境治理，尤其是空气质量治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罗仲伟提醒说，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尽管政府治理力度很大，但我们可以看到，伦敦、洛杉矶等地区也出现过雾霾，需要20至30年才能看到明显的成效，这注定是一个长期战。”
